不以GDP论英雄 26省份下调GDP目标

[11]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构成犯罪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在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之后，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，由人民检察院适用《刑事诉讼法》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一刀切式的禁止废除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，而且有悖于个案正义。这是因为Mayer基于国家与社会严格二分的角度，认为公法是政治国家中控制公权力的强行法，私法是市民社会中实现意思自治的自由法，二者性质迥异，不能混合。

[2] 行政处理涵盖警察处分、税捐决定与行政许可等多种行政执法活动，其属于行政机关最重要的行政行为方式。就处理废除而言，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不适用一般禁止废除原则，在废除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同时，已形成的私法关系也应当相应消灭，至于废除的效力是否溯及至私法关系成立时，应当依个案具体判断。若是，则该许可的废除将消灭土地出让的物权效力。对法律效果之选择，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，除非存在裁量瑕疵，否则司法机关不得介入。与之同时，土地出让合同许可并不适用物权无因性原则，其效力既涉及负担行为，也涉及处分行为。

[1]对此，本文首先从历史变迁角度，考察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正当性基础，然后从法教义学维度，分析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行为机理，即梳理其行为类型、裁量方法、处理效力与处理废除，以期正本清源，裨益中国法上的进一步探讨。既然《民法典》184条第1款规定除另有规定外，追认的效力溯及至民事法律行为作成时，那么行政许可的效力原则上也应当溯及至民事法律行为作成时。平台发现平台内的违法信息，负有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的义务。

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，权利应当自我限缩，权利的行使应当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。政府对平台数据的客观需求，会随着平台对数据控制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。其次，数据报送应当符合适合性原则。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，数据不仅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，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公益价值。

对于属于平台所有的数据，平台当然具有处置权限，可以自由报送;但是对于平台控制的个人所有的数据，或个人与平台共有的数据，平台或许不能随意报送，需要受到一定的约束，否则可能侵犯个人数据权。来源：《当代法学》2019年第5期 进入专题： 网络平台 数据报送义务 。

无可争议，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资本，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，可以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。数据报送应当遵守规范化的程序，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。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蓬勃发展，国内外少数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对数据报送制度的研究。例如，深圳共享单车事故调查事件。

另有学者提出，数据报送义务的扩张容易损害用户的隐私权、通讯自由和网络安全，在法律层面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提供义务是很有必要的。26谁拥有了足够的数据，谁就可能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。平台报送的数据即使可能涉及个人数据权、企业数据权，但也不表明完全不能报送。数据报送的目的是为了协助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能，所以也称为数据协助或数据提供。

在实践中，存在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一个电话，或者口头通知方式，即要求平台提供数据。无法脱敏或脱敏后没有价值的数据，可以考虑不予报送，并充分说明理由。

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应清晰界定数据权属，以明确数据报送的内容与权限。敏感性数据属于个人数据权的核心及本质内容，任何主体都不得随意侵犯，除非个人同意放弃，或法律有特别规定。

必要性原则要求在相同有效性的手段之中，应当选择最小损害的手段。监管部门基于监管的需要调取电子商务数据信息时，经常被电子商务经营者以涉及自身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为由拒绝。处理数据构成犯罪的，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总之，平台所报送的数据并不一定属于平台所有。数据常规报送呈现日常性与反复性的特点，临时报送呈现紧迫性与一次性的特点。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，作为掌控海量数据的网络平台，在不断挖掘和利用数据商业价值的同时，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数据报送义务。

平台发现用户没有取得相关行政许可、发现网络产品与服务存在安全缺陷、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等信息时，都应当及时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。适合性原则要求手段有助于目的的实现，即手段与目的间存在实质关联性。

对于所报送的数据，存在不够全面完整的情形，甚至存在经过篡改的情形。因而，数据报送义务履行程序应当规范化。

总的来说，无论是宏观的政府决策，还是具体的行政监管和个案调查，都需要平台及时报送准确充分的数据。无论是立法者在制定数据报送义务条款时，还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要求平台报送数据时，都应当进行审慎的利益权衡。

(二) 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：合比例性权衡 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应当有合理的边界，避免义务的无限扩张。目的限定有利于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，保障数据安全。为了保证国家安全，必须授予执法机关一定的权力和手段，以发现和惩处犯罪分子。正如马克思所认为: (自由) 只有在不受‘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‘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。

平台数据报送的另一类形式为临时报送。然而，对于是否应当确立数据权利，理论上还存在分歧，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，即赋权说和非赋权说。

但无论是私主体还是公权力主体，获取数据的目的必须正当，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合法，获取数据的范围都存在边界。即便是强调数据主体权利的欧盟，也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绝对权利来保护

平台甚至被认定为是一种公共设施。数据报送的对象既可能是行政机关，也可能是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。

目的限定有利于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，保障数据安全。例如，电商平台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，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，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数据报送不同于信息报告。对于常规报送，每次报送的数据内容格式基本相同，只是需要不断把数据更新到新的时间节点。

首先，数据报送应当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。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，作为掌控海量数据的网络平台，在不断挖掘和利用数据商业价值的同时，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数据报送义务。

在大数据时代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加快建设数据强国，关键就在于数据的流动和充分利用。因此，无论是政府临时要求报送的数据，还是平台日常主动报送的数据，都应当有助于正当目的的实现。

如果政府所要求平台报送的数据，同公共目的没有任何关联，无助于目的的实现，那么就不符合适合性原则。对于不同的数据协助情形，平台临时报送的数据种类与格式往往也不同。